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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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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小草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0-09-08 15:13:42

我的父亲母亲

                        —一个右派女儿的追忆                         

   

   

 我的父亲虽然已经去世五十三年了,可我对父亲的思念却一直未能释怀:我觉得我短命的父亲死的太冤太惨了,他是被错划成右派而后被人活活逼死的,时年三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而且读了一肚子书还没来得及报效国家,就那么离开了人世。他死的时候,他所执教的学校,对父亲后事处理得极其草率,连棺材都不准用,就像死了一只蚂蚁。

      我的母亲是在我父亲死了三十六年之后因病去世的。对于她的死,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难言的隐痛,因为父亲一死,可怜的母亲就成了右派遗孀。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母亲经历的苦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更何况,母亲出生在一户殷实人家,是我外祖父外祖母最疼爱的满小姐。而当时,我只有三岁,弟弟只有一岁,全然帮不了母亲的忙,更不能为她分忧解愁。

       母亲出生在湘东一个叫鸭婆湾的地方,两边是山,两山中间是一条较为平坦的垄。村民们都喜欢傍山而居,而我母亲的家却座落在垄中央,这里有一条从远处流下来的鸭婆江,围着鸭婆湾转了大半圈,然后朝着下垄流去。母亲家几代人都在这个湾上生息繁衍。江南的山村一到春天,就经常山洪暴发,泛滥成灾,可三面环水的鸭婆湾却总是安然无恙。人们传说,那是因为湾下有一只金鸭婆,它能驼着鸭婆湾浮在水面上;又说我母亲的先祖曾经捡到过金鸭蛋,才得以免受洪水的侵扰,世代发达。还有人曾在远处高山上,看见有一圈紫色光环围绕着鸭婆湾,保护着这藏有金鸭婆的风水宝地。这些美丽的传说,赋予了鸭婆湾,同时也赋予了我母亲家族一种神秘的色彩。

        听母亲说,她们家祖籍在湘西,家境富裕,只因清末年间遭遇火灾,投亲靠友来到鸭婆湾,见这里风水好,就在这里置有田产,定居下来了。我外公的父亲是个举人,办过私塾,由于好赌,加之在民国初年被绑匪勒索了两千大洋,到我外公这一代只剩下一百多亩水田了,家境大不如以前。为了振兴家业,我的老外婆定下家规:家中任何人不准打牌,也不准在家开牌桌。外公是一个勤劳俭朴的人,虽然家里富足,但他仍然种菜,经常和长工短工们一起劳作,干活时穿上破旧的衣服。我的母亲本有十六姊妹,存活下来的却只有一男四女,母亲是最小的。那时候,我的舅舅已经成家,终年往返于湖南与广州,做油、盐生意。

       俗话说,公公娭毑疼长孙,爹妈疼满崽,外公外婆自然溺爱我的母亲了,每次轮到母亲裹脚时,她都会缠着外公外婆,死活不肯。就这样年复一年,以至母亲的脚一天天长大,直到骨骼定型裹不了。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打倒清朝为女人放脚,就凭我母亲的那双大脚,恐怕是嫁人都难。母亲小时候常黏在外公身边,他去哪她就跟到哪。而外公的身边大都是男人,致使我母亲的性格趋于男性化,敢上树掏鸟窝,敢下河捞鱼虾。我曾听母亲说,还是她五六岁的时候,去离家不远的一棵树上偷李子吃。李树的主人是一单身盲人,他听见有响动,估计有人偷李子,就拿起竹竿朝李树上一顿乱戳。母亲吓得在树上拼命喊叫,外公听到了,赶紧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喊:“不要戳!那是我的满姑娘。我,我给你量米,给,给你倒油,给你腊肉。”那盲人一听,丢下竹竿,拿上袋子,拄着棍子高高兴兴,摸摸索索地跟着外公走了,哪还管它什么李子不李子的。

       由于外公的溺爱,我母亲很是任性。那时候,家里头主持家务的是我的舅妈,舅妈很刁钻,见外公对我母亲视若掌上明珠,十分妒嫉。当外公为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请来私塾先生上门授课时,她竟用桐油炒菜给先生吃。桐油炒菜特香,但吃了胆水都要呕出来。俗话说:“吃桐油,呕生漆。”教书的先生是个驼背,吃了饭菜之后,趴在地上呕吐不止,满脸的眼泪鼻涕。先生气不过,竟把怨恨撒在母亲和她的姐妹身上,用竹片把几个小姑娘的手板都打红了,屁股打肿了。我那懂事的几个小姨妈仍然忍痛继续读书,而我的母亲却一怒之下,再也不肯读书了。所以,她认字不多,致使她后来的人生受到严重影响,也让她悟出了读书的重要性。

       母亲十六岁时有了第一次婚姻,是我的外公外婆做主把她嫁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子弟。那家人是十里八乡都算得上有钱有势的大富豪,女人出门坐轿子,男人出门骑马。大概是名声太大,太富有了,于是就有人对这家人起了歹心。就在我母亲结婚闹洞房的那天晚上,突然遭遇打劫,大概有上百人团团围住庄院,举着火把,拿着梭镖大刀。当他们闯进洞房时,对我的母亲没有伤害,只是把女人与男人分别关在两间房子里,要他们把钱财和首饰交出来。我母亲哪见过这样的场面,顿时吓得瘫倒在地,哪还有新婚的喜悦。由于这个头没开好,她的人生从此厄运不断。正如俗话所说:“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

       母亲很漂亮,身材高挑,笑的时候,脸上便漾起一对美丽的小酒窝,楚楚动人。她的第一任丈夫个子矮小,相貌平平,是一个贪图享受,爱慕虚荣的庸俗之辈。他每天手里拿着文明棍东游西荡,不务正业,唯一的爱好就是赌。可恶的是,他反过来还嫌我母亲没文化,母亲对他好反感。有一回,他输光了家里的现金,又要带人担走仓库里的谷子。无奈之下,母亲用剪刀剪断了箩筐绳子,他举起扁担要打我母亲,母亲把早就准备好的杂木棍拿来自卫,和他打了起来。由于母亲个子比他高,力气也比他大,几个回合就把他打跑了。我母亲有心和他离婚,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封建社会里,“男嫌女一张纸,女嫌男嫌到死”。母亲这段不幸的婚姻,经过六年苦苦挣扎才得以解脱,但赔上了全部嫁妆,带上三岁的儿子,两手空空地回到娘家。

       在娘家,我母亲一呆又是十六年。这当中,外公外婆面对上门给她说媒的媒人哭哭啼啼地诉说,想招个上门女婿养老送终。因为外公对我那个不争气的舅舅很是失望。心胸狭窄的舅母更是害怕母亲与她争财产,时时与她作梗。每天骂个不停,闹得家里鸡犬不宁,闹得外公无可奈何,母亲亦身心交瘁。在舅母的威逼之下,我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里好几天不出门。外公知道后,憔急地把门撬开,发现母亲两条乌黑泛亮的大辫子不见了,满头秀发竟然变成个大光头,她还说要出家当尼姑。外公外婆好说歹说都不管用,情急之下只好以跳塘自杀相威胁,才使得我母亲放弃了这个念头。后来,在家族长者的协调下,母亲十分坦然地表态不要娘家财产,这才使我那刁钻的舅母稍稍有所收敛。

       为躲开舅母的羁绊,生性好强的母亲向外公提出想学门技术。当时,乡下没有针织行业,母亲想开家针织厂。没多久,外公就从长沙买回设备,请来师傅,充当技术指导。由于母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很快掌握了针织手艺,办起了袜子、毛巾工厂。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工厂倒闭,城里的大批学生流亡到了乡下,使得母亲的工厂生产的袜子、毛巾,供不应求。许多学生还生怕买不到,竟说:“我们来帮工。”就这样,连次品也买走了,母亲急忙又添设备又招人,生意越做越大。几年后她用自己赚来的钱,盖起了一栋好气派的三层楼房,总算在舅母面前挺直了腰。

      抗战胜利后,外婆不幸去世。外公不愿和舅妈住在一起,耳不听,心不烦,就和母亲一起搬进了新楼房。

      我的母亲很会做人,对乡邻和善,能吃亏,待人热忱,人称她是冷茶当作热茶筛。有个远亲就住在鸭婆江对面,他们一家有两个哑巴一个瞎子,两年间遭遇三次火灾,已是穷得不得了,偏偏她的男人又好赌,搞得家里一贫如洗。外公对他们早已失去信心,称之为稀泥巴糊不上壁。母亲却坚持说:“糊不上也得糊,总不能看着他们饿死吧。”她每次都背着外公悄悄地给他们送饭送菜。

       听我的母亲说,她还救过一个地下党的干部。事情是这样:有一天,母亲在路上碰到一个一瘸一拐的人向她走来,有气无力地对母亲说,他受了傷,伤口又在化脓,又冷又饿,走不动了,想在母亲家歇息歇息。母亲很是同情,把他安排在一间空屋里住下,每天给他送水送饭,还捡药为他治傷。在我母亲的悉心照顾下,很快,这人得以康复,可以回家了。临走时,他希望借件长袍,我母亲找来外公的灰色长袍给他套上,他十分感动地说:“我是地下党,要到醴陵钟山去。只要我活着,总有一天会来报恩的。”可这一走就没有了音讯,母亲到了晚年还念叨着他。

        解放后,鸭婆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外公的田产应被划为地主,可乡亲们觉得他自己也干活,平日里乐善好施,每到闹饥荒时,他都开仓放粮救济穷人,大家都为他向土改工作组请愿,不要划他为地主。可我的外公却倔犟地坚持要做地主,他认为自己幸苦一辈子,地主都算不上一个,岂不枉为一世人。乡亲们很不理解,劝他说:“你做了地主,我们在路上都不敢和你打招呼,还要斗你,我们下不了这个手。”可外公就是不相信。为了说服他,乡亲们请来土改干部为他们写报告,请求组织顺从民意,不划我外公为地主。后来,按政策我的外公还是被打成地主,母亲则划为小土地出租,总算保住了新楼房,但屋里已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为了度过难关,我的母亲又开起了饭店。由于她善于经营管理,价格合适,人缘又好,每逢赶集的日子,生意格外红火,蒸饭的木甑越换越大。人们都说母亲了不起,什么事都难不倒她。正当母亲生意兴隆时,外公却得了重病,母亲只好关掉饭店,带着外公四处求医问药。为了外公每天能喝上他最喜欢的新鲜糯米酒糊,每天零晨四点,母亲就打发与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去很远的地方买回来。母亲的孝心也没能留住外公的生命,不久外公去世。接着,母亲又四处举债料理外公的后事,没有让舅舅和姨妈们花钱费力。

       外公去世后,我的同母异父的哥哥参加工作了,空荡荡的一栋楼房,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她环顾四周,感到好孤独,好寂寞。正在这时,有一个教书先生走进了母亲的生活,他就是我那冤死的亲生父亲,也就是那位为乡亲写报告,不要打我外公为地主的土改干部。

       我父亲出生在鸭婆江的上游,家境贫寒但酷爱读书。听我母亲说,他九岁时就能一手打算盘一手记账,在鸭婆江两岸小有名气,被父老乡亲们誉为“神童。”

       我的爷爷是个做油盐生意的小商人,生有七男一女,我父亲是老二。为供我的父亲读书,我的叔叔伯伯做长工打短工,本家祠堂也为表彰我父亲勤奋好学的精神,每年资助谷子二十担。那时候读中学,都得去县城,要远离家乡,开销很大。虽然我父亲每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但还是不够开销,以至还要为学校食堂做些杂活聊以弥补。

        解放前夕,我的父亲毕业于湖南省第二师范。毕业后,给国民党29军的一个军官做过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自认为自已出身好,又有文化,虽当过几天国民党军官的秘书,应该问题不大。于是他便隐瞒了这段历史,立马投入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并担任了乡政府的财务管理工作。

       同我的母亲一样,我的父亲早年也有一段包办婚姻。那是他的一个老师,非常器重我父亲的才华,竟以三十亩水田和一头牛作为陪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我爷爷贪财,随即与对方交换了生庚八字,把婚事定了下来,而我的父亲对此却毫不知情。就这样,他稀里糊涂做了人家的“乘龙快婿”,又稀里糊涂地做了父亲。这场无爱的婚姻让父亲心力焦粹,因为女方家里有钱有势,离又离不得,过又过不好。直到解放后,颁布了新婚姻法,父亲才得以解脱,但却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女方离婚不愿离家,他把我爷爷分给他的老房子让给女方,每月还要给他们母子三人生活费。

        我的父亲是在土改时与我母亲相识的,到了1955年才结婚。那时候,我的父亲在鸭婆湾的一所学校教书,正好30岁,我的母亲37岁。他对我母亲说:自从几年前第一次见到她,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虽然母亲家庭出身不好,又比他大七岁,但他不在乎这些,因为他欣赏我母亲的人品.智慧和胆量。这些话是我父亲在结婚前对我母亲说的,我母亲觉得没有理由拒绝他,但遭到了我三个姨妈和同母异父哥哥地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我父亲负担太重,两人年龄相差太大,后患无穷。就这样,他俩的婚姻曾一度搁置下来。可是,我父亲还是每个礼拜天都会来看我母亲,陪她到江边散心,和她聊天,为她解忧。那年冬天,出远门好几天才回家的母亲,远远地看见自家屋里有火光,以为失火了,大为惊讶。她风急火急地跑进屋一看,才知是我父亲正烧火取暖,等她归来。母亲也搞不懂他是如何进屋的。

        就这样,我父亲用执着和真诚,打开母亲封闭了17年之久的心扉,真可谓:精诚所至,精石为开。

        学校领导得知我父亲结婚的消息,郑重地提醒他,我母亲的家庭背景复杂,可能影响他的前途。父亲却坚持认为,我外公不是恶霸地主,对他影响不会很大,他坚定地认准这门婚事。当他深情地牵着我母亲的手,走在结婚登记的路上时,他附在母亲耳边轻轻地说:“等下别人问你年龄时,你少报五岁好吗?”母亲一听这话,顿时生气了,说:“你看,后悔了吧?日子还没开始过,就嫌我老了,算了.算了,我不去啦。”转身就走。父亲一把拦住她,说:“好..好,大七岁,大七岁行了吧。”就这样,他俩终于登记结婚,成为了夫妻。

        婚后,我的父亲把家安在了学校,并让母亲到一家牙刷厂做工,俩人生活虽然清贫,倒也其乐融融。父亲总是细心地呵护母亲,给她买来时髦的旗袍和发夹,又教她编织四股发辫,周末还带着她参加舞会。每当母亲出现在父亲的同事面前时,父亲都会把她介绍给大家,因为母亲身材高挑,面容娟秀,一点也不显老,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年龄。同时,父亲又开始教母亲识字,并亲手为她编写了一套教材,还做了一套生字卡片。每个礼拜二、四、六晚上给她补课,并要求她的文化程度要达到初中,还打算让她去参加会计培训。不久,在父亲的帮助下,她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能阅读信件了。父亲总夸她聪明好学,只是读书太少,不然将是一个女才子。

        1955年农历十月份有了我,母亲就没去工作了,在家相夫教子。听母亲说,我从小就跟父亲特别投缘,时时刻刻黏在我父亲身上,吃饭睡觉都不愿离开。父亲对我也是疼爱有加,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乖巧、活泼、听话又爱卫生的女孩。

       当我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父亲拉着手风琴,用脚打着节拍,教我和同父异母的姐姐唱歌。我懵懵懂懂地又是拍手又是跺脚,兴奋不已。姐姐却躲在门旮旯里,表现出害怕的样子。他一生气,竟然把姐姐从晒楼上丢下去了。幸亏晒楼距离地面不高,姐姐没有摔伤,只是受了点惊吓。这件事惊动了姐姐的生母,她很是气愤,却又不敢找我父亲的麻烦,却把怨气发泻在我母亲身上,说什么是我母亲唆使的,又说我穿的比姐姐好,说我父亲偏心。不知什么时候,我父走了过来,说:“不怪她,她又不在家,大妹子不听话,气死我了。”他承担了责任,保护了母亲。事后,他悄悄对母亲说:“你可以让小妹子吃好点,因为吃在肚子里看不见。穿衣服尽量和大妹子一样,这样就不现形。”听我母亲这样一说,我也感到父亲确实有点偏心。

        母亲还说,就在我两岁左右,父亲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而且是带工资的。根据他的年龄,这是最后一班车。父亲接到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抓着我的两只手,转了好几圈,转得我头发晕,站都站不稳了。学校到我家放鞭炮报喜,父亲的同事,同学,学生,都到我家聚会,表示祝贺。母亲还为他们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和米酒。当晚,有人喝醉了就和衣躺在楼板上打呼噜,父亲则陪着大家又唱又跳,狂欢到黎明。谁知事不凑巧,父亲的痔疮早不犯晚不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犯了,痛得他斤头翻滚。无奈之下,父亲迫不及待地去医院切除痔疮,可刀口不幸感染,连头脸都肿了,肿得象个包子,所以没能按时去学校报到,以至没能圆他的大学梦。

        我的父亲在他的教育生涯中,非常重视人才。土改时,他在夜校教书,发现有4个学生勤奋好学,有发展潜力。于是,专门为他们开设了初中课程。后来,他们有的参军,有的考学,有的在家乡当了干部。其中有一个,现在在乌鲁木齐事业单位做统计师,经常和我通电话,追忆我的父亲。我姑姑早年去世,她的儿子从小学到高中的学费,都是我父亲掏钱为他支付。他还资助过那些家境贫寒,成绩优秀的学生完成学业。有一个叫艾莲女学生,父亲一直资助到她进师范,连铺盖蚊帐都是我家为他准备的。父亲常说:“今天我们帮助别人,明天他就会帮助我们。”可不知何故,她以后却再也没有来过了。

        我对父亲的记忆,一直停留在三岁之前。觉得我依偎在父亲怀中,双手圈在他那长长的脖子上,打着吊坨;有时骑在父亲高高的肩膀上,揪住他的耳朵,还趿啦着父亲那象船一般的鞋子,走一步拌一跤。那种感觉,是那样的温馨,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让我心旷神怡,十分惬意。

        我还依稀记得,有一个夏夜,我拉肚子象放水一样,一天好多次。父亲搂着我睡在竹床上,当我要拉肚子时,父亲睡着了,任我怎么大呼小叫,都叫不醒熟睡的父亲。我只好紧紧抓住他的背心,翘起屁股把屎拉在竹床外,一点都没弄脏竹床和衣服。后来,听母亲说,我当时还不到两岁。当父亲醒来后发现我不偏不倚,正好把屎拉在了地上时,好高兴啊,抱着我亲了又亲,不停地夸我:“好崽崽,好崽崽。”之后,即使我睡着了,他也舍不得放下。他逢人便夸,说我如何聪明,如何懂事。怪不得人们都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小情人。           

        那天傍晚,父亲提个小桶,带我到江边捡鹅卵石。水面波光粼粼,残阳似血,潮沙软软绵绵。走在沙滩上,我东张西望,一不小心就拌了一跤。我张着小手向父亲呼叫:“爸爸快来,抱我。”站在远处的父亲却说:“好崽崽,勇敢点,自己爬起来。”一边说着一边向我招手,鼓励我自己站起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是要我学会自强、自立。不一会,我们就捡了一小堆各式各样的鹅卵石,父亲拿起一个椭圆形的石头告诉我:“因为它长的象鹅妈妈生的蛋,所以叫它鹅卵石。”接着,父亲叫我把石头按大小分成两堆。我俩一边数数一边装桶。当装不下时,他又说:“想想办法,把剩下的这几个也装进去。”我扶着桶边摇了几下,还是放不下。后来我想了想,就把大的检出来,先放小的,再放大的,就装下了。父亲静静地看着我倒来倒去,最后点了点头,很是欣慰。 

         在学校,每当我的父亲在讲台上讲课时,我就躲在讲台下面,偷偷地吃着“姜西坨”。一边吃,一边看着父亲的腿在我面前晃来晃去,觉得父亲很是高大、伟岸,就像我心中的山,可以让我依靠,又像我的保护神,时时保我平安;更像躲雨避风的港湾,让我这叶小舟,在他那里停靠、歇息。有首儿歌唱道:有妈的孩子像快宝。要我说,有妈又有爸的孩子才真正是宝贝呀!儿时依稀的回忆是多么美好啊。                                        

        正当我沐浴在父爱的阳光中时,全国上下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召大家,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挑毛病.提建议.出主意。倡导:畅所欲言,向党交心。并承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当时,刚刚解放没几年,像我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也没经过什么政治运动,很单纯。他们是竹筒倒豆子,倒了个底朝天。就在这一年,一次政治测试中,竟有一道题目是:有人说,不是共产党员也能当校长,照样能把学校办得很好,你说对吗?为什么?我父亲不假思索,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并陈述理由,说入了党,只能说明他政治觉悟高,不一定有学识.有能力。而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入不了党,可他们有学识,有能力把学校办好,建议党和政府唯才是用,让他们为国效劳。谁知,这封试卷竟是一个圈套,为他以后的痛苦生涯埋下了祸根。

        接下来,便是“反右”,意想不到的灾难如洪水猛兽般向我家扑来。我的父亲那时任某中学校长。反右运动的末期,因为他瞧不起那个文盲伙夫出身的整风小组长,这位整风组长借反右公报私仇,没有任何理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划为右派。听我母亲说,当初,突然间同事们都不再找我父亲抄写大字报和画漫画了,并背着我父亲窃窃私语,好象有什么事瞒着父亲。过了几天,父亲就莫名其妙地被隔离起来集中整风。母亲去找他,可“整风办”不准见面。又过了几天,父亲被开除公职,留用察看。原本每月50多元的工资降为30多元,后调到一个偏远的中学接受改造,离家很远。

        对父亲的遭遇,母亲没有埋怨,只有理解。她毅然带着我们姐弟俩回到了父亲的乡下老家,在那里学着种菜喂鸡喂鸭,把大人穿旧的衣服改给小孩穿。有点好吃的,就留着周末等父亲回来一起吃。父亲每次回家心情都不好,母亲总是开导他:不要太张扬,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小不忍则乱大谋,要学韩信能忍胯下之辱。父亲在外面受了气,回家总能得到安慰,压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母亲的关怀感动了我的父亲,他曾深情地对我母亲说:“搭帮你为我化解了很多矛盾,要不然我还会倒霉些;只是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不知戴到何年何月。”母亲劝他:“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整个大势都这样。慢慢熬吧,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那场反右地浩劫中,多少恩爱夫妻分道扬镳,多少家庭妻离子散,而我的父亲母亲却能同舟共济,相互理解。父亲曾对我母亲说:“有了你的坦然面对、理解和支持,我知足也!”

        反右过后,大跃进开始了。白天,我的父亲被派到三.四十里外的深山老林去背树,晚上,还要带学生炼钢铁。终因体力不支,他昏倒在炼钢炉旁。文盲伙夫出身的整风组长硬说他逃避改造,抵制大跃进。父亲竭力辩解,那人却凶神恶煞地打了我父亲一拳。我那刚烈的父亲,毫不客气地还了手,俩人便打起来了。整风组长顺手捡起旁边的松树棍子,劈头盖脸地朝父亲打去,父亲顿觉天塌地陷般昏死过去,而组长却扬长而去。

        当父亲醒来时,天已黑,地已暗。没有人关心他的伤痛,也没有人在乎他的死活,更没有人想过他内心的感受。父亲艰难地爬起来,绝望地朝着远处的深山走去.....                                          

       在深山里,他整整呆了一夜。在那万赖俱寂的夜晚,父亲头枕大地,眼望苍天。想到小时候,被人们称为“神童”的荣耀;想到家境贫寒供他读书不容易的爷爷,还有那一双牵肠挂肚的儿女。这一夜,他没有合眼。天亮时,本想一死了之的他拄着一根竹杆,朝回家的方向步履艰难地走去,但又害怕乡亲们看见他的惨状,只好待到天黑才敢进屋。

       父亲带着满身的血垢,加上一天没吃饭,完全没了往日的风采。他本是一个讲究仪表的人,夏季总是一身整洁的白衣、白裤、白太阳帽,如果没有头油水都要往头上抹一把。周末的舞会,总能看见他的身影。可眼前的父亲,就像刚从牢房里受过刑一样,整个一退了毛的凤凰。母亲见状辛酸不已,泪眼婆裟地做了平日里他最喜欢吃的糯米饭,来抚平他心中的伤痛。缓了一会,父亲对我母亲说:“我本想跳进山塘一了百了,可我放心不下你们。”,接着嚎啕大哭。母亲好像早有思想准备,因为在那个特别的年代,自杀是常有的事。她心疼地望着父亲,一字一句地说:“要跳,你也要带上我们一起跳!”父亲哽咽道:“那怎么行,我死是因为有罪,可你们没罪啊,造孽呀!”母亲说:“我就搞不懂,怎么右派尽是些有学问,有能力,敢说敢干的人,怎么一下子成了有罪的人呢?而那些什么也不懂的人,他有什么本事?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不就是靠拍马屁上去的吗?一文盲伙夫反过来欺侮业务骨干,这不是鼓励大家都去拍马屁做文盲吗?”父亲吓得连忙捂住母亲的嘴巴,非常紧张地看了看门外,随即将门关上说:“这话千万讲不得,现在上面看重他,你这样说会坐牢的咧!”一向胆大的父亲这会却连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脑袋。

       由于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我的父亲让我的母亲去学校帮他请假,在家休养几天,如果不准假,干脆就不要工作,回乡当农民算了。从家里到学校有三十多里山路。母亲一路走一路哭,跌跌撞撞跑到学校天还没亮。她孤苦地在学校大门口地上坐了很久,直到天亮才小心翼翼地去敲开了整风办组长的门。

       组长听完母亲的叙述后,却冷冷地说:“我们以为他死了呢?还派人到水塘去打捞过,他竟然逃回家去了,好家伙,简直是无法无天,把他搞回来!”然后,就派了两个人拿着绳索,逼着母亲带路,去抓父亲返校接受批斗。

        一路上,母亲苦苦哀求来人放父亲一马,说:“你们不能去,会逼死人的啊!”可怎么说,也是对牛弹琴。老天爷真是也有瞎眼的时候,大地也会如冰川般长久封冻。

       走在半路上,突然一阵狂风袭来,飞沙走石,黑云翻滚,电闪雷鸣,一场暴风骤雨就要来临。山顶上稀稀拉拉的松树张开它那干枯的枝丫,似乎在临死前向苍天求助:“老天爷,您挣开眼救救我吧。”半山腰里有个山洞在狂风中时隐时现,阴森森地直冒寒气。母亲感到毛发倒竖,心里发怵,两腿发软,突然瘫倒在路边。良久,她把心一横,干脆不走了。那两个拿绳索的人见状,只好先走了。这时候,我可怜的母亲慌了,赶紧抄近路往家里奔去,想让父亲逃走,不然大难就要临头。但她又感到两条腿不听使唤,只能走走停停,等到了家门口,谁料想,正在晒楼上给弟弟喂饭的父亲早就看到了整风办的人拿着绳索,冲着他走来。突然间,他脑袋里“嗡”地一响,批斗会场那恐怖残忍的一幕在他眼前出现……霎那间,悲剧发生了!

       待母亲摇摇晃晃,带着一身的泥水爬到家里时,只见父亲脖子上一根绳索,高高地悬在半空中一动也不动,他的脚下只有我仅一岁的弟弟,他满脸的糯米饭,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却一脸的茫然和无知,似乎在想:刚刚还在给我喂饭的爸爸,怎么跑到天上去了?母亲看了,一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嚎叫着:“不能啊……你才三十四岁啊——”一边冲向我的父亲。天塌了,地陷了,母亲眼前一黑,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那时候,我在我的爷爷家,没有看到那我父亲死时的模样。

       我的母亲醒来时,那两个拿绳索的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母亲摸了摸父亲还有体温,就连滚带爬,跌跌撞撞地跑到公共食堂,喊来乡邻把父亲放了下来,做人工呼吸。可任凭人们怎样施救,我的父亲毫无反应,他就这样带着满腔悲愤离开了我们,眼睛还睁开着。

       母亲不顾一切地拼命摇着父亲越来越凉,越来越僵硬的躯体,质问苍天:“为什么,你们非要这样步步紧逼呀?为什么,见死不救呀?为什么?为什么!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非要把他逼死不可呀?老天爷啊,你告诉我,告诉我呀!老天爷,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哑啦?你瞎啦!”可是,任凭母亲怎样哭喊,天老爷就是不应,只有她的眼泪落地的声音,嘀哒作响。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1958年农历八月初六。

       我模模糊糊记得,我回到家时,只见父亲的尸体停在靠晒楼的那间大房子里,好像是摆在用凳子支起的门板上。三岁的我根本不懂死的概念。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吃饭;也不明白,平日最疼我爱我的父亲为什么不理我;更不明白,活生生的一个好爸爸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一具僵硬的尸体。我跪在父亲身边,哭喊着:“好爸爸,坏爸爸,亲爸爸,爱爸爸,老爸爸,小爸爸,鬼爸爸,您怎么不说话呀!”我用小手掰开他的嘴,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腿塞给他。乡亲们看到我那不懂事的样子,不禁掩面叹息:“孩子呀,厄运已降临到你的头上,而你却浑然不知呀。没有了父亲,谁来抚养你长大成人?谁来培养你读书明理?谁来为你遮风挡雨?从此以后,你的命运就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啊,造孽呦!”

       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学校不但不来做善后安抚工作,反而还冷若冰霜地对父亲的后事作了如下安排:一不准用棺木.二不准放鞭炮.三不准开追悼会.四不准白天下葬。在个别人眼里,我父亲的死,就好像在他们脚下踩死了一只蚂蚁。

        我父亲在读书的时候,曾被日本鬼子抓去,差点被打死。幸亏他机灵,侥幸从下水道逃出,躲过一劫。解放前夕,他本可以去台湾,而他却留了下来,投身土改运动,并担任了乡政府的干部。可如今,他却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手里。

        我父亲死后,不准用棺木。却有位好心的木匠,把我家门板做成一个长方型盒子,勉强把18几的父亲塞进去。母亲不顾众人阻拦,硬把家里的毛毯,父亲平日里舍不得穿的一件黑呢子大衣,还有父亲喜爱的一块瑞士手表和一支金笔放在他的身边,好让他在那遥远的地方,有盖的,有穿的,好好安息;然后,再尽情施展他的才华。在我母亲的心里,那里没有嫉妒,没有陷阱,也没有“右派”,更不会有人来打他逼他。

        当天深夜,父亲的棺木由老家的四个壮汉抬到老屋后面的荒山上,挖了一个浅浅的坑,草草地掩埋了一下就走了。他们认为,我父亲死的不明不白,会冤魂不散,所以不敢久留。丢下母亲孤零零地一边哭,一边用手往坟堆上捧土,那幅凄凉的画面,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试想在那月黑风高的夜晚,天就像沉沉的黑锅罩在我母亲的头上。荒山野岭无人陪伴,只有野狗凄沥的狂吠和猫头鹰阴森森的嘶鸣在夜空回荡,还有鬼火般的点点萤光好象幽灵般在空旷寂寞的荒山野岭游荡。悲痛欲绝的母亲,也不知道什么叫怕,独自一人,泪眼婆娑,用手指当锄,手掌当铲,往父亲的坟头一点一点地添土,用眼泪和泥土埋葬了她挚爱的男人,直到天亮。

        回来后,我母亲在书房的桌子上,发现小石砚压着一张字条,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父亲最后留给她的话:“千万,千万,不要让两个小孩当文盲啊!”纸,是一张邹邹巴巴的纸;字,是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很难辨认。可那是一个人民教师最后声嘶力竭地呐喊,那是一个父亲对儿女的期盼,那是一个丈夫临终前对妻子的唯一嘱托,那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控诉,那是一个国民对人权的呼唤。人们都说知识改变命运,而处在那个时代,我父亲的知识却毁灭了他,悲哉,哀哉。

       纸片虽小,母亲捧在手心确倍感沉重,她郑重地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一直保存了好多年,一直到我的父亲平反。

       为料理父亲的后事,我母亲脱不开身,就把家里唯一的存折,交给一个村干部,让他去银行取二十元钱回来。可他把折子上的一百多块钱全部取完,只给母亲二十元,剩下地却装进了自己口袋。过一段时间,母亲问他要存折,他说:“我当时就给你啦,你急糊涂了吧。”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右派老婆的话是没人相信的。这真是应了那句“屋漏偏遭连夜雨”这句老话 。母亲非常气愤,对着苍天发誓:“如果冤枉了你,我们母子三个将被雷打火烧。否则,你会遭报应的!”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学费。

       有人说,父亲的死是因为胆小;还有人说,父亲是因为无颜面对父老乡亲;而我认为,父亲是受了陷害而冤死的,准确地讲,是被活活逼死的。

       没好久,有人说我家老屋闹鬼。月夜,他人看见一身白衣的父亲,纵身一跳就上了晒楼;还有人说,他看见父亲躺在摇椅上歇凉,在阴惨惨的深夜,听见父亲那凄婉的哭号。有一天夜里,母亲曾朦胧地看见我那不死的父亲撩开蚊帐亲我。我想,那可能是父亲的冤魂不散,丢不下牵肠挂肚的妻儿。我可怜的父亲,您死得好冤啊!

       过路的人们,都会有意识地绕开我家老屋。可三岁的我,不知道害怕,不肯离开老屋。因为在那里,曾有我日思夜想的好父亲;在哪里,曾有我和父亲开心畅快的嬉戏。我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寻寻觅觅,寻找父亲的身影,不相信父亲已经离去。

       我曾天真地认为,或许躺在木盒子里的可能是别人而不是父亲;或许,等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又活过来了;甚至五十多年后,为父亲修坟时,我还想挖开坟墓看看,到底有不有尸骨。我一直在想,凭父亲的才华,到哪都能生存。父亲很可能是装死,说不准,哪天还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面前。这份情结,那么酸楚,那么沉重,一直压在我的心里。

       父亲的后事料理完毕,受到如此沉重打击的母亲崩溃了,她神情恍惚,行为怪异。有一次,她竟用木桶烧水,做饭,看见捅破了,水洒了,火灭了,她又哭又笑。我的姨妈知道后,担心我和弟弟害怕,就把我们接走了。

       在母亲生病的那段时间,曾和我父亲相处十分亲近的一个人,不但不帮助我们,还趁火打劫,偷走了我家的细软。有人看见,他在深夜挑着竹笼箱子出了门。没几天,他又来洗劫了一次,连烧火的叉子都偷走了。母亲从我姨妈家回来,不敢直接找他要,只好到乡政府求助。那个乡干部,非常同情我家的遭遇,气愤地说:“这简直是落井下石,派人去搜。”谁知那人早把东西转移了,很遗憾,什么也没搜着。那个人很是嚣张,过后扬言要打我母亲。那位乡干部警告他说:“你打她,我就抓你,她男人是右派,她不是。”在那疯狂的年代,说这种话是需要足够勇气的。几十年过去了,母亲曾经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讲述着这个故事,我现在又讲给我的下一代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曾经帮过我母亲的好干部。

       从那以后,那个可恶的家伙挖空心思找我母亲的茬,光天化日之下拔掉母亲种的菜,毒死母亲喂的鸡。这时候,我母亲的精神状况更差了,常常自言自语,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无奈之下,我的伯娘经常帮忙照顾她。我们姐弟俩孤苦伶仃,没人痛,没人爱,像一片树叶,随风飘荡;更像一棵路边的小草,在逆风中挣扎。

       意志坚强的母亲,一没吃药,二沒打针,竟神奇般的好了起来。凭着她精明能干,又能写会算,被乡亲们推荐当上了集体食堂的事务长。当时幼稚的我,想:这可是一个好差事,能使我们姐弟俩有饭吃,不饿肚子。

       但好景不长。有人提出,母亲本来出身就不好,又加上我父亲是右派,属于黑五类;而食堂是公社社员吃饭的地方,怕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当了几个月事务长的母亲被革职了。

       为了不让我们饿肚子,我的母亲把家里所有的雕花家具都换成米,把父亲的书籍和文具也换成了米,把自己仅剩的几件好点的衣服也换成米。当时,她只有一个信念,救人要紧!最后,我母亲再也想不出办法了,就找到鸭婆湾这边的村干部,要求到这边来定居,因为这边的自然条件好一些,人也熟悉一些。开始生产队不同意,但在母亲地苦苦哀求下,有一个队干部出于同情,终于表态说:“只要是你生的,就带过来吧。”就这样,母亲背着我们的换洗衣服,左手牵着两岁多的弟弟,右手牵着四岁多的我,回到了我母亲当年居住的鸭婆湾。

       而母亲的楼房,这时候已被生产队当成了仓库。楼上堆满稻谷,楼下堆满石灰,还有柴灰和大小便拌在一起的那种好臭好臭的大堆肥料。一刮风,满屋子臭气薰天,让人挣不开眼睛。就是严寒的冬天,也只能打开门窗透气。母亲无奈地看着这一切,也只能忍气吞声,将就着过,却毫无办法。

       当时还在食堂吃饭,就那么一点米,根本不够我们吃。不懂事的我,总抢母亲的饭碗。那时候,饿死人是常有的事,很多人得了水肿病。有人因为吃草根、野菜和糠饼,拉屎不出,痛苦不堪。我母亲便是其中的一个,她将那么点粮食全给了我和我的弟弟,自己却虚弱地躺在床上,忍受着无法承受的痛苦。处于那种情况,母亲的胆子忽然大了,竟然想起楼上堆满的谷子,可就是够不着,怎么办呢?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得想办法呀。

       那一天深夜,趁我们熟睡,母亲把烧红的火钳对着楼板烫去,反反复复,终于烫穿一个小洞。洞穿了,谷子顺着小洞慢慢地流了下来。望着金灿灿的谷子,母亲欣喜若狂。这不仅仅是谷子,而是我们全家人的生命綫啊。她连忙用准备好的箩筐接住。不一会儿,就接了好几斤。母亲不敢贪多,把箩筐挪开,用烂布把小洞塞住。

       不知我母亲用了什么方法,把谷子加工做成粑粑,然后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让我们吃。我们姐弟揉着惺忪的睡眼,看着那热气腾腾的金黄色粑粑,高兴得手舞足蹈,像饿虎扑食般大口吃了起来。在那种肚子饿得背贴背的年代,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赛过山珍海味,我们姐弟俩吃了个痛痛快快。母亲望着我们,却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楚:“孩子哦,你们倒是吃饱了,妈妈可不知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呀!”

       这一切,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的,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当有人发现我不再抢母亲的饭吃,很是奇怪,就到我家里去“看”,竟发现谷仓底下有个小洞,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了,村里像炸开了锅,被饥饿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公社社员,纷纷闹着要开我母亲的批斗大会,指责她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还说当初生产队同意接受我们的户口,是上了阶级敌人的当,中了右派婆娘的奸计,是引狼入室。这次千万不能手软,一定要把阶级敌人批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母亲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天,她把弟弟送到了江对面的一户人家收养,还抬了一些家具过去,做好了最坏地打算。

       恰好这时,上面派来一个工作组,听说了我母亲的事之后,组长就找母亲谈话。母亲原原本本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组长很是同情,面对愤懑的社员时,他说:“她是一个右派遗孀,可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不想办法弄点吃的,怕是早就饿死了。现在上面有指示,救一个算一个,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老百姓饿死。”边上有人悄悄地对他说:“她是漏网地主。”他严肃地说:“就算她是,可孩子不是。如果你们非要斗她,万一出了人命,两个孩子谁来抚养,你们谁负责!”组长的话镇住了社员,没有人再敢起哄。母亲在这位组长的“庇护”下,总算又躲过了一劫。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回宁乡老家考察集体食堂时,发现了问题,随即派出工作组,解散了食堂,救了那里老百姓的命。我想,如果没有刘少奇及时派出的工作组,我母亲怕是又会走上父亲一样的不归路。

 

       几十年后,从不关心政治的母亲,却一直牢牢地记住了刘少奇这个名字,还有那位工作组长,可母亲不知道他叫什么,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

 时至今日,我们仍没忘记他。是他的那几句斩钉截铁的话,救了我母亲的命。否则,我们将成为孤儿,或许与母亲一起同归于尽。

 

 不久,我们公社的集体食堂也解散,以生产队为单位,推行按人头分配基本口粮,余下的按工分奖励。而母亲只能做些简单的农活,挣的工分最少,连基本口粮也买不回。但按政策生产队还是要给我们基本口粮,这样一来,队上就要倒贴。于是就有人说:“现在我们养他们母子,她的小孩这么小,等她死了,我们还要置棺材,真是没完没了。”我母亲听了十分伤心,不禁失声痛哭,那哭声好悲凉,好凄婉。

 

       为了生活,我的母亲又学着做点小生意。她把棉布贩到山里,又把山货贩到垄里。当时做这些都是被禁止的,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被发现就会按投机倒把论处,要批斗,要游街,轻者没收货物,重者坐牢。我母亲只好偷偷摸摸地做。我记得她把货藏在箩筐底下,上面盖上米糠往山上送。但“常走夜路,总会碰见鬼。”有一个叫雨麻子的人,因为他和我大哥有积怨,早就盯上了母亲,伺机报复。他埋伏在路口的稻田里,待母亲经过时,拦住她,抢走货物,并把母亲拖至大队部关押了好几天。后在好心人的担保下才放出来,而货却不知去向。

       有一次,在赶场的集市上,我站在远处的桥头玩耍,亲眼看见有人抢走我母亲正在卖的长筒棉袜,急地直跺脚,高声大叫:“妈妈快跑,妈妈快跑!”边叫边跳,一不小心掉了下去,幸好石桥不高没摔傷。我爬起来,又往人堆里挤,任凭我怎样不停地找,使劲地喊,就是不见母亲的身影。眼看赶集的人渐渐离去,我急得四处乱窜。突然,我看见远处山坡下面的田间小路上,有一个拖着根大辫子的中年妇女好像母亲,就不顾一切地追呀喊呀,可那人就是不答应。不知追了多远,也不知追了多久。这会,天下起毛毛细雨,前面出现一条江。浅浅的水面有几个高低大小不一的石墩,我人小不敢过去。我穿着毛衣毛裤,外面套个背带裙,脚上穿的是单鞋。只好站在堤坝上,呼唤着母亲。有几个好心的过路人看见我身上湿漉漉的,冻得浑身发抖,小嘴发青,就燃起一堆稻草火让我取暖,并帮我烘干了衣服。直到傍晚时分,才有一对陌生的中年夫妇收留了我。当时我很害怕,旁边有人指着其中的女人对我说:别害怕,她是我们食堂的司务长。到了他们家,他们给我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又给我端来粘满了豆粉的糯米糍粑,又冷又饿的我,把一碗粘着豆粉的糍粑吃了个底朝天,最后连碗底的豆粉也舔了个干干净净。

       散集后,母亲找不着我,慌了神。她一路挨家挨户地问,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这里,不停地呼喊着我的乳名:“崽崽,崽崽。”在那阴冷的秋夜,人们早早地关门闭户,躺在被窝里睡了。母亲地呼唤,显得是那样急促,那样揪心,颤颤悠悠地在夜空回荡。此刻疲惫的我,正躺在阿姨怀里似睡非睡。当我隐隐听见母亲那熟悉的呼喊时,立马从床上蹦下来,爬上窗户旁的梳妆台,一头撞破窗户纸,把小脑袋伸到窗户外大叫:“哎-——我在这里。”母亲见找到了我,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待那位阿姨把门打开,母亲将我一把紧紧地抱在怀里,生怕一不小心我就会跑掉似的。母亲不停地向好心的主人道谢,又诉说了我家的遭遇和我走失的原因,他们很是同情,眼睛都湿润了。

        那对夫妻见我乖巧可爱,提出要收养我,并保证培养我读书。可我母亲舍不得,还是把我背走了。这时夜已深,母亲背着我,跌跌撞撞,往家里走去。一路上,我朦朦胧胧,似懂非懂地听到母亲在念叨着她的苦难,酸楚与无助;母亲啊,她实在是无处诉说呀。

       童年的我,也曾为母亲分过忧。有一个夏夜,天空洁净如洗,月光明亮。我母亲偷着忙生意外出了,我独自守在屋里,有点害怕不敢入睡。突然,从晒楼那边传来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我非常地紧张,害怕,缩成一团,憋住气.张着嘴,睁大眼睛观察着。忽然,在月光下,我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朝我走来。我立马想到,床头放着一担才分的稻谷,想:要是被他偷走了,我岂不又要饿肚子。想到这,我忘记了害怕,两只手紧紧抓住两边的蚊帐门,对着窗户拼着命地喊叫:“捉贼喽!”我天真地认为,只要我抓住了蚊帐门,他就进不来了,所以才敢大声呼叫。住在对面的人家正好没睡,在大门口捆菜秧子。听到我地喊声后,那家女主人端个煤油灯,用手遮住灯罩口,走到我家门口,隔着窗户问:”贼在那里?我怎么看不见,是你在做梦吧。”就这样,把贼赶跑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处境多么危险,想法多么幼稚啊!后来母亲告诉我,对门那户人家想让我以后给她做儿媳,所以才帮助我。

       我小时候好调皮,胆子大,像个男孩子一样。但喜欢读书,记性好,几乎老师每讲完一篇新课,我立马就追着老师要背,搞得老师都烦我了。差不多每个学期都评为三好学生。同住鸭婆湾的同学嫉妒我,他们结帮拉派,堵在路上欺负我,说我是一个男老师的得意门生,还编了顺口溜:“得意生,洋意生,得意洋意炒花生。”期末评三好学生时,他们竟然荒唐地指责我:“不讲卫生,在水塘里洗脚。”不让我评上三好学生,把老师的肚子都笑痛了。老师说:别人洗得菜,洗得衣服,小孩子洗个脚算什么。最后,我还是评上了三好学生。

       古人曰:人之初,性本善。在那个令人惴惴不安的年代,偶尔也能看见人性美好的一面。我的母亲说,她也曾碰见过好心人。有一回,她做鸡仔生意时,由于营养不良,加之劳累过度,突感天旋地转,晕倒在地。醒来时,发现一个老妇人救了她。母亲在她家一连躺了好几天,眼睛都睁不开。老妇人不但照顾她,还帮她喂小鸡。多年后,母亲去感恩,可老人已不幸去世,母亲深感愧疚,悄悄地哭了一夜。

       还有一回,我们家断粮了。天还没亮,母亲去稻田里捡稻穗,正好碰上生产队长在谷堆旁撒尿。我母亲吓得不知所措,队长似乎看懂了我母亲的心事。指着脚下的一捆稻穗,示意她背走。然后,自己却背过脸去假装什么都没看见。母亲后来告诉我:他叫伍端升,曾经得到过外公地救助,他是在报恩嘞。

      我的母亲无论怎样辛劳,还是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因为生产队规定,每年要上交一定数额的钱,才能购回我们一家的基本口粮。听母亲说,交一元钱只能抵三四毛,她交给队上的钱,买口粮都不够,还得欠账。这个账一直呆到七十年代末才算还清。

 有一年夏天,母亲一次性在会计家里交了30元钱。到年底,结算时没有入账。母亲把时间、地点、情节,反反复复地叙说,可会计就是想不起来。或许,是他不愿意去想。不知道,那位没良心的会计想过没有,当时的30元钱,意味着我们母子几个月的生活费呀。

       而象这样落井下石的人,还不止这个会计一个。队上有一个好吃懒做,又嫖又赌,名叫吴赖子的人,面对母亲的楼房,早就垂涎欲滴,梦想占为己有。他四处游说,母亲是漏网地主,本该没收房产。接着,又诉说自己无处安身.多么可怜,趁“四清”的机会,唆使工作组,让母亲借两间房子给他暂住,并威胁母亲,不把房子让给他就会划为漏网地主。母亲迫于压力,只好将北面的两间正房,借给了他。没想到,这个家伙竟然瞒着母亲又偷偷摸摸地低价卖给了一个叫“碰到鬼”的人。

       这个碰到鬼,是生产队里谁也不敢惹的一霸。他不但拆走了那两间北屋,还贪图折走与此搭界的屋顶瓦片。如果他得逞了,我们将住在一个露天的房子里。母亲不顾一切地爬上房顶,要与他同归于尽.。我还记得,周围有很多村民在指指点点,大声斥责碰到鬼。我在屋下歇斯底里地.一遍又一遍的地哭喊着:“妈妈不要死,不要死!”村民们再也看不下去了,有人威胁碰到鬼:“还不下来,会出人命的。”也不知是迫于压力,还是良心发现,碰到鬼这才骂骂咧咧地下来了。我的母亲,却瘫坐在房顶上下不来了。

       第二天,母亲找到碰到鬼的老婆,要求她把破坏的房顶恢复原样。她哼了几声,不予理睬。无奈,母亲只好捡起被他们拆掉的材料,想自己请人修复。碰到鬼老婆说:“这是我花钱买来的。”母亲很生气地反驳:“吴赖子是借我的房子,没资格出卖。”那女人竟动手打我母亲,于是俩人扭打在一起。那家伙比我母亲力大,像门板一样压在母亲身上,两只手掐住母亲的脖子。这一幕,正好被放学回家的我碰见了,我急得立马冲上去趴在她的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她痛得像杀猪一样嚎叫着松开了手,我为母亲解了围,也解了恨。

       自从碰到鬼拆走北屋,有一堵墙就倒掉了,靠北边的房顶也露着天。后来又有人抢占那块宅基地,在废墟上载了白杨树。每当打雷闪电时,我吓得死死地抱住母亲不肯松手。后来白杨树长大了,每当刮风,树枝就把房上的瓦片扫得霹雳巴拉地掉下来,满地都是碎瓦片,好恐怖。到现在为止,每逢电闪雷鸣,我都会紧紧地抱住丈夫,缩成一团。

       儿时的我曾立志,一定要盖一间石头房子,风雨不动安于山。

       有好心人劝我的母亲改嫁,先后有两个条件不错的男人对她有意。一个是乡镇干部,一个是乡村医生。但她始终忘不了父亲,更忘不了父亲的临终托咐。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念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然,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不对。但她希望子女多读点书的用心还是良苦的。我们做功课时,她还特别提醒我们,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童年的我,不忍心看着我母亲那么辛苦,曾“逃学”去捡柴,却被母亲狠狠打了一顿。我上小学时的学费,每期是2元钱。当时规定,特困家庭的三好学生可全免。而我的申请,每次都因政审不合格被刷下来,谁叫我是右派的女儿呢!就是这2元钱的学费,母亲也交不起。有一回开学了,母亲给了我绉绉巴巴的两毛钱纸币让去交学费,我嫌少又嫌烂不肯去,她就拿着根竹枝条赶我去学校。路过一条溪流的堤坝,我拌了一跤,双腿膝盖被沙粒擦破流着血,好痛啊!可母亲一点也不心软,还在后面挥舞着竹枝条,继续赶着我往前走。我边走边哭,实在不愿去。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我仍然鼻子发酸,眼圈泛红,心存怨气。当时的情景,天气,母亲的样子以及她说的话,还有我的感受,一幕幕就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放映了几十年。

       我那个已经送养的弟弟比我还惨。他的养母,外号叫“铁母鸡”。我的母亲为了让他的养父母供他上学,总是把家里的东西往她家搬。可铁母鸡看中的是弟弟的牛放得好不好,猪草扯得多不多,而对弟弟的学习成绩好坏似乎并不在意,有时还会挨打挨骂。母亲有心把弟弟要回来,可又满足不了铁母鸡提出的赔偿要求,只好作罢。而弟弟从此不安心呆在那里,老是离家出走。

       有一年冬夜,他又跑回来了,正好母亲不在家。铁母鸡一路追来,骂骂咧咧地说,我弟弟与她对抗是我母亲唆使的,要找母亲的麻烦。当时,生产队的人都在围观。有人说,黑五类的子女养不亲;还有人说,这是右派婆给人设下的圈套;甚至还有人说,是我教唆我弟弟跑回来的。众人的议论就像火上浇油般让铁母鸡更加有持无恐,她一把揪住我瘦小的弟弟说:“把我的棉袄脱下来,我不要你了。”我的弟弟紧紧地护住衣服,可怜巴巴地向年仅10岁的我求救。当时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冲着弟弟喊:“把烂棉袄脱给她,我们家有新的!”接着,就把弟弟身上的棉袄脱下来扔给铁母鸡,把自己崭新的枣红棉袄脱下来给弟弟穿上。我的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惊呆了,现场一片寂静。铁母鸡心里可能想,自己不该把话说得那么绝,此刻已经没有退路了,看他们孤儿寡母的,也要不到赔偿,真是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喽。于是,她又狠狠地冲着我叫:“你弟弟的户口还在我家,你们早晚还得求我。”然后就夹着那件棉袄,悻悻地走了。

       弟弟回来后,母亲的担子更重了。她常年在外面奔波,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天,家里没米了,我要弟弟在家烧水,自己却抱个竹筒借遍了大半个生产队,也没能借到米。回到家里,只见水都煮干了。弟弟见我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好象明白了什么,也不喊饿,只是眼巴巴望着我手里的竹筒。忽然,我灵机一动,牵着弟弟的手,朝后山走去。因为那里有一块母亲种的红薯。我们姐弟抠出还没长大的红薯,泥都没洗,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有两年多的时间,弟弟的户口一直被铁母鸡卡住而分不到口粮。试想一下,我的母亲要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其中一个还没口粮,那是过的什么日子啊!有一次,我拿着竹笆去山上捞松针,竟饿得晕倒在树底下,别人还以为我得了什么“黑眼晕”。

       父爱的缺失,使我的性格发育呈畸形状态:敏感,脆弱,有时自卑却又自负,甚至还有点清高。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帮人指着我说:“你爸是右派,畏罪自杀了。”我竟抓起一把沙子向他们撒去,结果被他们打得鼻子流血,头上起包。最后,他们还恶狠狠丢下一句话 :“右派的崽,就是坏,还想把我们的眼睛搞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好气,好恨,又后怕。

       苦日子好不容易捱到1966年,却又碰上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上四年级时,老师把墙上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相片摘了下来,我感到十分不解,却又不敢问。而且,我喜欢的一个语文老师,就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也被勒令停课了。那时,我周围出身好的同学都带上了红小兵袖章,我和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却不能。可能我是住在外婆家的缘故,别人都以为我家也是地主成份。我想起母亲讲过,父亲出身贫寒,心里运神,贫寒就是贫农,贫农即贫寒。我要到父亲老家去打证明,我要当红小兵!

       就在那个礼拜六的下午,我凭着对父亲老家的依稀记忆,一路跑一路问,爬过十多里山路,终于找到我满叔,要他帮我去生产大队打证明。记得满叔正在江对面的垄中间犁田,腰上别个鱼篓。一见面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我爸爸是贫农吗?”满叔说:“你爸是学生,你爷爷是中农。”我心里暗暗想,不是贫农中农也行,总比地主好。于是对满叔说:“我要入‘红小兵’,你去帮我打个证明好吗?”满叔二话没说,丢下农活就到大队部去了。

       第二天,我把盖着大红公章的证明,先给鸭婆湾的生产队长看了,意思是告诉他我的出身不是地主,以后你们不要欺侮我。然后,我把证明交给学校,如愿以偿地戴上了红小兵袖章,那阵子,我好不神气!可没戴几天,我的红小兵的袖章又收回去了。原来,有人揭发我的父亲是右派,属于黑五类子女,当不了红小兵。我幼小的心一下子落入了冰窖,就象一棵霜打的白菜,焉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上过文化课了,专门背诵毛主席语录。早晨,第一节课就唱《东方红》,接着向毛主席作早请示。晚上,向毛主席作晚汇报。然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为了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学校请来解放前讨过米的人给我们诉苦,他声泪俱下地控诉地主怎样剥削贫下中农。哭着诉着,他忽然哭得更伤心了,竟说出最苦还是60年,他那可怜的老婆就是那年饿死的。于是,就有校领导赶紧把他拉下台来。接下来几天里,老师带领我们扯来“野菜”,捡些老菜叶,煮成忆苦餐,让我们吃,还说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在吃着这种东西。幼小的我暗暗窃喜,幸亏自己是属于这三分之一的部分,否则,天天要吃这种象猪潲一样的东西,怎么得了。

       我的母亲因为出身不好,又是右派遗孀,自然成了造反派炮轰的对象。一个晚上,攻击我母亲的大字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层层叠叠,铺天盖地地贴满了我家的墙壁。[还有漫画,把母亲丑化成一个特务。不懂事的我甚至也怀疑母亲有点像特务,因为母亲比别人高挑、白皙、娟秀,又留着一根又黑又粗的大辫子,前面的刘海有点自然卷,还有两个迷人的小酒窝,显得格外地与众不同。可我的母亲表现得很坦然,她把我在学校得的奖状贴在大门口,与大字报并列形成一幅具有讽刺意义的拼图,似乎告诉人们:黑五类家庭出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因为我是全公社整个学区唯一的一个,一口气能背诵121条《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的学生。母亲在为我骄傲,为我自豪!

    还有让母亲更为骄傲的事在后头:公社造反派组织指示学校挑些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的学生,到各生产队去当辅导员;当时,老师正领着我在别的学校巡回背诵《毛主席语录》。记得每背完一次,该学校就招待一碗肉丝面,那个味道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真是美极了,这就是我童年的肯德基和麦当劳。

       学校根据就近的原则,还把我派到鸭婆湾做辅导员。当我出现在会场时,一个叫“更四娘”的人吵闹着说:“队上这么多出身好的学生不派,怎么派她,我是不得学喽。”在她地挑拨下,会场一片混乱,十一岁的我,强忍着泪水离开了会场。

        过了几天,队长找到我母亲请我回去。我说:“怕更四娘闹事,不敢去。”过了一天,队长又来了。说他和更四娘讲好了不会闹事,我还是怕,不敢去。不一会,队长把更四娘喊过来,向我保证不再生是非。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又站在了讲台上。后来我才知道,队长到学校要求换人。老师说:“她是学《毛著》积极分子,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范,你们不要算了,别人还争着要哩。”就这样,在我的故乡才有了队长“三顾茅庐”的故事。

      白天忙忙碌碌,晚上倒头便睡。夜深人静时,我的母亲却转辗反侧,难以入睡,她在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文攻武卫,学生串联,怎么得了。为让我们远离这种境况,继续读书,母亲带着我们,远走他乡,去了西北边垂的一个军垦农场,投奔我同母异父的兄长。

       谁知到了那里,我才发现,这里的情况比我的故乡更糟:兄长被打成牛鬼蛇神,在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夫妇每月只有70多元的工资,却要负担四个小孩,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那里的学生,夏季“深挖洞,广积粮。”挖地道,捡棉花,而且是有任务的。冬季,又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搞野营拉练,在雪地里摸爬滚打,投手榴弹,对着用麦秆做的“苏修”草人练刺杀,连学《毛主席著作》的时间都很少,只有去食堂买馍馍时,才背诵《毛主席语录》,哪怕是买一盒火柴,也要先说,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天没亮,古老的钟声就把我们吵醒了,人们睡眼腥松,被召集到场部操坪,一边高唱:“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跳着“忠 ”字舞。天天如此,学生和工人都一样,哪里有什么书读。而母亲却天真地认为,只要在学校呆着,就能增长知识。而我们压根就没上过文化课。

       在西北的这段日子里,为减轻大哥的负担,我母亲决定到军垦农场“5.7”家属排做临时工,每月可拿20多元工资。不久,母亲又向场部领导要了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母子三人离开了我同母异父的哥,另起炉灶。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冬,我们只有一床烂棉被,垫的是麦秆草,屋内无暖气,那种凄苦难以言表。

       偶尔,农场子弟学校的老师,也让我们写点日记,读些报纸。我的日记常常作为班里的范本,可能是内地的教学质量比他们好吧。我的班主任叫胡洪志,河南郑州人,长得一表人才,一手字写得好漂亮,语文课讲得棒极了。他认为我“愚儿可教也”,曾神秘地对我说:“读书早晚会有用的,不可能长期这样乱下去。”并表示愿意辅导我。没几天,清理阶级队伍时,\竟发现他隐瞒了本是地主的家庭成分,冒充中农。结果被调离教师队伍,安排到农场的某工厂当锻工去了。

       不到十六岁的我,就在军垦农场当了一名农工。跟同龄人比起来,长期营养不良的我又瘦又小,当地人都喊我黄毛丫头。当了锻工的胡老师担心我拿不动大铁锹,亲手为我打了一把精巧的不生锈的小铁锹。他对我这份深厚的师生情义,至今都让我感动。十年前我去找过他,谁知可恶的胃癌夺走了他的生命,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仰天长叹:为什么好人的命总是不长啊!

       在农场劳动期间,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大人们干一样的农活,大会小会积极发言,不到三个月就入了团。作为知青代表,在军垦农干所属的团部各种会议上出头露面,当上了《批林批孔》展览会的讲解员和战地广播员。领导还说,要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领导的话,让我热血沸腾,激情澎拜,高兴了好一阵子。就在不久,领导却把一个姓厉的女知青送进了大学。我反反复复地检查自己,那里表现不够好?后来别人才悄悄告诉我,厉姑娘是指导员的情人。我不相信,因为在我的心里,指导员是好神圣的,怎么能干这事?现在才恍然大悟,潜规则吗,有什么办法咧!

       我们所在的农场,地处中苏边境。农工中以复员军人为主,还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和武汉等地的支边青年,大家都互不了解。当我们母亲和我们姐弟出现在大家面前时,他们也没在意,比在老家的情况宁静得多。直到十年后,我们才从西北返回老家。

       人们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返回老家后,我们才得知,整我父亲的那个“文盲伙夫”,即当时的“反右”工作组组长,在1962年因参加反动组织《大同党》被枪毙了。可是我怎么也闹不明白,那个人是佃农出身,也没什么文化,他凭什么要参加反动组织,反党反人民呢?他失去的是身上的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不应该对新社会不满呀,是不是他也被冤枉了,或者是当了替罪羊呢?.我的父亲是他逼死的,得知他的死,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这是报应啊!

       就在这个“文盲伙夫”逮捕时,当地教育部门曾派人到我父亲老家找过我母亲,要她到有关部门去核实父亲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到了鸭婆湾,离开了父亲的老家。事后才有人告诉母亲。可是,我的母亲对1958年我父亲被逼死的那件事,仍心存余悸,生怕又要发生什么事情,连躲还来不及。从父亲老家到鸭婆湾只有十多里路,以后的日子里,再也没人找过我们,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回到鸭婆湾以后,我们还听说,贪污我母亲救命钱的会计也上吊了;那个霸占母亲房子的吴赖子“爆肚子”死了;那个拆我家房子的“碰到鬼”亦被火药炸断了双手;躲在田里抢走我母亲东西的雨麻子则被人“点穴”给点死了。我到现在都弄不明白,这到底是天意,还是巧合呢?要是我的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

       在我的父亲去世以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家里失去经济支柱,我们姐弟读不起书,都只有小学文化,生活让我们历经苦难。但我们有父亲的好学精神和母亲的奋斗意识,面对挫折从不言弃。在我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的付出和教诲,我也曾面对大山发问:“您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您一走了之,为我们孤儿寡母想过吗?”可这些纠结,并没有影响我对父亲的崇拜和爱戴。

 我同母异父的大哥现在还保存了一张照片,那是民国三十八年湖南省立第二师范,二十.四班教育参观团一行,在广州中山纪念堂的集体照。其中就有我魂牵梦绕的父亲,可我不知是那一位,真是天下奇闻.可悲可叹,女儿竟然认不出父亲。

       虽然我认不出父亲,但我对父爱的向往从未间断,对父亲的思念与日俱增。人们往往把父爱比作大山一样高峻,却不知我对父亲的爱,象大海一样深沉、厚重。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曾划为右派的垂死老人,因见不到在反右运动中离散的女儿,迟迟不肯断气。当社会各方跨越千山万水,终于找到这个女儿时,她却拒绝与父亲会面。老人得知后,老泪纵横,带着一生的遗憾,永远地走了。听后,我百思不得其解: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狠心的女儿呢?我好想代替她,去了却老人的心愿啊!我明白,那位老人和我父亲一样,都不是故意要做右派的,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当右派女儿的。不一样的是,我的父亲冤死在那场浩劫中,我想见父亲却见不着,而她有父亲却不见,这一切,是谁的过错?

       1979年,有关人员在父亲的档案里,找到了父亲打成右派的证据材料,也就是当年的那份“政治试卷”。现在看来,真是可笑。而在那种慌唐的年代,这可是严肃的阶级立场问题,我的父亲就是因为这张试卷,被打成“右派”,丢了性命。

        这一年,有关部门终于为父亲平了反,补发了1300元钱。可听说,别的右派补的不止这个数。也好,只要平了反,我们一家人就松了一口气,多年罩在我们头上的那圈紧箍咒终于可以甩掉了,心里的那种痛快,自然不是那1300元钱可以表达的。那天,我的母亲捧着我父亲用生命换来的1300元钱,双手颤抖,泪流满面。

       我们用这笔钱给父亲立了碑,修了坟。碑的左联是:“满腹经伦离世早,可悲!”右联是:“热血冤魂痛拜迟,可叹!”我还特意选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放鞭炮,烧纸钱,寄托对父亲的思念。做完这一切,我母亲脸上的两个酒窝又盛满了笑容,可笑得十分苦涩。她很肃穆地对我们姐弟说:“记住!从此你们的子女不再是‘黑五类’,可以参军、考学、入党了。”

       在我的心里,父亲的坟就像一个大杯子,它装满了我几十年来对父亲的思念。在此,我想告诉父亲,由于是黑五类子女,我们姐弟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前途受阻,婚姻不幸,让我们走了很长的弯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但最终我们还是站起来了,我们自强自立,一直努力地拼搏,不管生活的浪涛多么汹涌澎湃。更值得欣慰的是,您的孙辈们成长在一个改革开放,宽松和谐的大好时代,他们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圆了我们姐弟多年藏在心里的大学梦。

        我还想告诉父亲,您拥有世界上最贤淑能干的妻子。她对您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终生未嫁。她履行了承诺,没有让我们做文盲,您应该为您当初的选择而感到骄傲、自豪。

        修坟的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身穿白衣.白裤.头戴白帽慢慢朝我走来。他仍然那样的亲切,慈祥,那样的优雅,潇洒。他手中拎着一个包,摸了摸我的头,最后把包放在我面前便转身走了,身影变得越来越模糊,慢慢消失不见了,任我怎样拼命地喊,不停地寻,不停地找,等待我的却是无尽的黑夜。我回到原来的地方,打开父亲给我的包,发现里面有一件黑妮子大衣,一块亮闪的瑞士手表,一支金笔。            

        父亲的平反,并没有给母亲带来什么福利。几十年她积劳成疾,加上父亲自杀留给她的身心创伤,她患上了老年痴呆,总是幻想有人害她,捉拿她 。她用桌子柜子把门顶住,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倍受煎熬。我们当时也不懂什么叫老年痴呆,也没经济实力为她治疗,就一拖再拖。

        后来,她多次离家出走,捡回一些玻璃球.塑料项链,说是宝石.黄金。闹出很多心酸笑话,她自己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直到母亲带着身心的伤疼,带着遗憾和无助离我们而去。这一天是1994 年阳历四月十六,与父亲去世相隔三十六个年头。

        我的母亲是伟大的。作为女儿,她孝顺父母甘愿牺牲自己尽孝尽忠;作为妻子,她没有再嫁履行承诺;作为母亲,她含辛茹苦,不计回报。

       每每捧着母亲那慈祥的遗像时,我就不由鼻子发酸,热泪盈眶,恨不能母亲再生,我好好孝敬她一番,让她感受一下晚年的平和与欢乐,抚平她一生坎坷的伤痕。

        然而,人死不能复生,她带着一生的伤痛,悲愤,怨艾永远地走了,走了。

        我的父亲,一代才俊的青年,您在那遥远的地方还好吗?我的母亲,右派的遗孀,愿您在另一个世界与父亲团聚!不再孤独,不再寂寞。  

 

 

 

                                                             野草于20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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