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铁文学艺术群微刊第八期：王成宗纪实文学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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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王成宗系湖南桃源县人；原北京《人民铁道》报首席记者、后任湖南省铁路护路联防办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中国铁路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理事。先后出版过《南国先行曲》(新华出版社);《先行情缘》(作家出版社)﹔《三湘四水的见证》(中国文联出版社)等9部著作，约计430多万字) ﹔主编过《笛声》、《湖南铁路四十年》、《为了三湘大动脉的畅通》等6部书。这期微刊推出他的重磅作品，纪实文学《流动的“中南海”传奇——毛泽东离京巡视专运列车纪实》，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文苑铁笔

流动的“中南海”传奇

---毛泽东离京巡视专运列车纪实

王成宗

一列绿色专车，驰遍大江南北。

历经半个世纪，载入中华史册。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乘汽车到河北涿州。次日清晨，乘坐铁路专运列车，经丰台、广安门、西直门，到达清华园车站。这是中共高层领导第一次集体乘坐铁路专运列车“进京赶考”。当天下午在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了入城式，接见了各民主党派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专列第一次出访苏联，到1975年9月，毛泽东坐专列最后一次南巡，26年间毛泽东离京外出视察，乘坐专列共72次。为了不给地方组织增加麻烦，毛泽东常吃住在专列上，批阅文件、开会谈话、读书著文。据原铁道部运输局专运处保存的乘务记录统计，毛泽东在专列上工作生活了2148天，平均每年在专列上80天，累计6年10个月又21天，总行程344.79万公里。因此，专运列车被誉为“流动的中南海”，毛泽东专列同新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具有传奇色彩。

在专列上毛泽东办公开会决策大政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乘坐的专用公务车97443号，是1935年由满洲铁道工场制造的，车体长22.8米，自重47.2吨。初为日本侵华关东军和伪满政权首脑专车。抗战胜利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作战指挥车。新中国成立后，它曾作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列车中的一辆。1957年，我国从民主德国购进了一列深绿色普通客车，经改建成为毛泽东专运列年。其中首长公务车具有防弹等特殊功能，会议室铺着红色地毯，长桌旁的椅子均为庄重的墨绿色。首长公务车有首长室、秘书室、警卫室、服务室、厨房、锅炉房、卫生间。整个专列一般11节车厢，除两节公务车外，还有工作人员用的餐车、卧铺车、医务车、行李车、宣传车。毛泽东经常在公务车里召集会议，会见地方领导，听取工作汇报，拟制事关全局的大政方针。

毛泽东在专列上开会

　　1953年11月，毛泽东乘专列从广州返回北京，途经武汉时，又一次在专列上召见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进一步了解历史上长江洪水造成的灾害、成因以及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并详细询问了三峡的地质条件，还就我国是否能够单独建设三峡工程作了探讨。经过几次分析研究，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将三峡工程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肯定了修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提出了“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三峡建设方针。毛泽东逝世18年后，万众瞩目的三峡工程，于1994年开工建设，2009年全部完工。中国人用15年时间，在长江上建成了一座有史以来最宏大的水利工程。

　　1955年6月19日至20日，毛泽东专列到长沙后，停在大托铺机场专用线上。这次主要了解各地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毛泽东先参加了湖南省委工作会议，听取了省委书记周小舟的全面汇报。20日，省委周小舟、周惠、谭余保、胡继宗等负责人，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农业合作化兴起的情况，取得的初步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家乡的情况很感兴趣，要求省委尽快整理成资料上报中央。那天大雨初晴，夏天的长沙有“火炉”之称，在列车上谈话久了感到闷热，毛泽东忽然提出要到湘江去拱一拱(即游泳)。

时隔半年后，也就是这年12月23至24日，毛泽东又一次从武昌南站乘专列到长沙，停在长沙北站专线上。毛泽东在专列上会见了湖南省委主要领导和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负责人华国锋、孙云英、陈郁发，以及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然后在专列上召开座谈会，专题讨论了农业合作化及“讲卫生，除四害”等农村工作问题。毛泽东桌面上放着两只铅笔、几张纸，他口问手写，非常认真。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毛泽东专列停河南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在专列上召开，会期7天。毛泽东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化后，存在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等“共产风”问题。他要求纠正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纠正“左”倾路线的开始。然而，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整个形势急转直下。　

毛泽东的一生是勤奋工作的一生。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在中南海，还是在离京巡视的专列上，他总是工作第一。1959年10月，毛泽东坐专列离开北京，1960年3月回到北京，在外5个多月，跑了8个省、市，沿途停车开会、谈话59次，接见外宾5次。除在杭州读书、办公2个月外，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在专运列车上。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乘专列到达郑州。在专列上，毛泽东召集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湖北、山西、山东、安徽、湖南9个省委书记开会座谈，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两天之后，毛泽东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农业发展纲要40条”起草情况的汇报。为八届六中全会制定方针政策，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在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17年的谢静宜回忆说：“毛主席离京到各地巡视很少坐飞机，大多是乘坐专列。对此，中央曾有要求，但主席不是从个人安全方面考虑，而是从工作需要出发。主席曾经说过：‘乘火车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一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一谈都行’”。

谢静宜说：“在专列上，毛主席为了实地观察民情和庄稼生长状况，曾要求随车的铁路干部：‘白天行车，晚上停车’”。谢静宜介绍：在北方原野上，看到大面积青苗长势很好，主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看到华北大地因缺雨水庄稼长势不好时，脸上布满愁容；当见了江南洪水淹没田地庄稼时，主席一脸忧愁，很少说话。为此，毛泽东在列车上几次召集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等相关省、市领导开会，讨论水利建设和防洪工程。

　　毛泽东不满足于在运行的列车上“走马观花”，还经常叫停车“下马看花”。当专列停在某一铁路支线时，他就走下来，到周围的庄稼地里看一看，摸一摸庄稼。到了南方，去油菜地、稻田边转一转，是那样细心，那样认真。看得出，他心里思虑的是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位真正心系百姓，关心群众的人民领袖!

　　身为机要秘书的张玉凤，可以经常出入毛泽东的车厢，有时就与主席坐在一起或站在车窗前观察广袤大地。张玉凤说：有次在车窗边，主席看到一个妇女到地里送饭后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用手一把接一把地将麦穗上麦粒往口袋里装。主席自言自语地：“看来农民的粮食不够吃啊!不然她何苦去抓那几把麦粒呢。”毛主席的一言一行，喜忧哀乐，表现了人民领袖时刻心系百姓，关心人民疾苦的搏大情怀。

在专列上毛泽东调查研究纠偏改错

毛泽东青年求学时，就注重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曾和同学一起，不带分文到乡村“游学”考察。解放后，1950年至1970年初，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很好，经常乘专列到全国各地视察，了解民情。他不仅读“有字之书”，更读“无字之书”。毛泽东是位杰出的社会实践家，曾有过至理名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乘专列到各地巡视调研，了解到大量基层实际情况，纠正了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和“走样”。

1958年正值“大跃进”高潮中，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区，几十个高级合作社合并，成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当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了七里营区，赞扬“人民公社好”。10月31日晚7点30分，一列草绿色的专列停在了黄河北岸的新乡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豫北地区部分地、市、县领导，然后在列车上召开座谈会。当听到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汇报全地区“土法上马”，用“小、土、群”方法，大炼钢铁创高产奇迹时，毛泽东严肃地说：“同志，目前这是一股风，这股风恐怕是7至8级或已到10级喽。要压缩一下，要降降温，要去掉虚报浮夸。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不好”。当有同志汇报说：“工地上群众情绪很高，干劲很大，苦干、实干、拼命干，连觉都不愿意睡”。“你们这里有没有‘连周转’?”毛泽东问后又说：“同志，不行呀，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连轴转’会转死人的呀”! 他一再强调“要劳逸结合”，“要讲科学，不能盲目蛮干”。

　　这次座谈会在专列上开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掌握了农村工作基本情况。会后接见了参加地委扩大会议的地、市、县委领导同志。直到11月1日零点30分，毛泽东专列才离开新乡车站。

据湖南省委党史办主任夏远奇同志著文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从1954年毛泽东第一次回湖南，到1975年从长沙乘专列回北京，毛泽东先后40多次坐专列到长沙、衡阳、郴州等地视察。1955年6月19日至20日，毛泽东专列到长沙后，停在大托铺机场专用线上。这次主要了解各地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毛泽东先参加了湖南省委工作会议，听取了省委书记周小舟的全面汇报。

然后在专列上召开专题调查会，了解农业合作化及“讲卫生，除四害”等农村工作问题。毛泽东桌面上放着两只铅笔、几张纸，他口问手写，非常认真。为拟定“农业发展12条”(后为《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1960年1月26日，江南寒风刺骨。毛泽东乘专列去广州途中经过衡阳。在专列上与省、市委书记张平化、宁生、杨兴洲和驻军415部队政委，座谈衡阳市工农业生产情况。听了衡阳市关于工农业发展情况汇报后，毛泽东微笑着说：“衡阳过去我来过多次，当时住在江东，破破烂烂的，是个消费城市。现在是生产城市嘛，衡阳有了不错的工业基础，发展下去会更好，吃苦是暂时的，形势会慢慢好转的，要有这个信心”。

　　同年2月间，毛泽东在长沙、杭州等地调查中，听到群众反映：《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指示信》(即12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为完善人民公社各级机构工作条例，2月11日、12日，在长沙铁路北坫支线专列上，毛泽东找湖南省委及部分地、市、县的领导，座谈调查了两次，还看了一些典型材料，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要求各级干部要深人实际，大兴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之风。

　　3月9日，毛泽东从广州到郴州、衡阳﹔3月10日从衡阳到株洲、长沙﹔3月12日从长沙去江西。在湖南的3个晚上，毛泽东都在列车上宿营。应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请求，毛泽东在列车上挥毫题写了《新湘评论》刊名，《新湖南报》报名，笔力刚劲，龙飞凤舞。《新湘评论》刊名至今在用。

　　1961年4月8日，毛泽东专列从武汉到长沙。4月9日晚间，张平化、胡乔木，先后来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下乡村调研公办食堂、粮食供应等体制问题。4月11日晚上，刘少奇又汇报了自已到宁乡、湘潭农村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然后，毛泽东指出：湖南农村工作存在对中央“12条”贯彻不力，“五风”问题还没得到有效整治等问题。并写信给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对湖南工作做了分析和批评。又指派湖北省委王任重、王延春等同志来长沙，帮助湖南开展工作。这对湖南省委领导班子震动很大，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促进了省委领导班子思想作风的转变。

在专列上毛泽东孜孜不倦博览群书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奋斗的一生，也是孜孜不倦，博览群书的一生。他曾经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即使在疾驰的列车上，他也是手不释卷，刻苦读书。因为他深知：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织。要成就大事业，首先要从读书开始。

　　毛泽东读书的重点是马列著作。从青年到老年，《共产党宣言》他读了不下100遍，可说是“百读不厌”，经常运用书中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各种实际问题。毛泽东喜爱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59年10月23日，他乘专列外出视察前，指明要带走的书籍中，就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专列上，毛泽东不喜欢戴眼睛，拿着放大镜一页一页地细心阅读。1964年2月9日，他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就结合《反杜林论》的内容，谈了对军事武器的历史作用的看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最基本观点。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经济建设时期，他对“国家”问题，理论阐述得那么清晰、透彻，这都归功于他反复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58年底，毛泽东结合中国经济建设，又一次用心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经过思考，启示尤深。他觉察到全国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与失误。运动中犯了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于是，毛泽东在外出视察的专列上，同各地领导的谈话中，反复讲了脱离实际的“共产”风、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

毛泽东在列车上工作

　　“为了读好马列著作，年过半百的毛主席还努力学英语”。专运列车员刘凤英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主席每次外出坐专列，都嘱咐工作人员：“带上英语书籍和词典”。一次，专列从杭州返回北京的那两天夜里，主席很少休息，从他房间里不时传来读英语的声音。原来，秘书林克正帮助主席练习英语哩。

　　专列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出巡时行李很简单，一件补过多次白底带浅色蓝条的睡衣，一床睡过多年的草凉席，一双宽而大的拖鞋，一套常用的餐具，以及几件换洗衣服。但带的更多的是书籍。每次外出视察，都带2个一米见方的沉重木箱，有时多达8个，装的全是毛泽东需要看的书籍、刊物和文件，年青警卫搬得汗流浃背。原《人民铁道》报著名记者李连湘，采访当年专列乘务员后著文说：毛泽东喜欢读文史哲理经典著作，特别是《二十四史》他读了几十年。专列上毛泽东的房间，就是一个“图书室”。原铁道部运输局专运处，特为毛泽东备有各种图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还有一批古装文学历史书籍。每次出乘随专列带上一部分，按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住宅式样陈列，桌上、床边、书架上都堆满了书籍。如1959年毛泽东正研读《老子》著作，10月23日外出时，专列上就带了有关《老子》的书籍10多种。

　　1958年的一次，毛泽东在去南方的专列上，从列车员李凤荣手中借来《二十四史》之《前汉书》阅读，他边看边记，重要处还用纸条夹在书里。专列返京时，毛泽东带回一部分到中南海阅读，一部分便留在列车上。等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写了一张借条给李凤荣：“大字《前汉书》13至23册共11本，拟请允许借我一阅。如蒙许可，请交来人，不胜感激!看毕，连同前借的12本，一并奉还。”第二天，李凤荣同毛泽东卫士一起将书送至中南海。后来，毛泽东派工作人员将他读过的《二十四史》中的23册，如数送还了铁道部专运处，如今成为专运处珍藏的传家宝。

　　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芦荻介绍，《二十四史》是毛泽东经常看的书籍。这个历史长卷有850册，3700多万字，记载了我国从黄帝时代到明朝崇祯帝17年，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毛泽东不仅通读了全书，而且对其中的很多章节反复读了多遍，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圈画和评语。《二十四史》中，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史》、《南史》、《旧唐书》、《新唐书》等，这些古书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点。据权威资料显示，仅从1972年底到1976年春，毛泽东先后看完了129册，有数百万字，其中一部分是在离京后的专列上阅读、圈画的。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仍在专列上坚持读马列著作和《二十四史》。并在书的封面上，用他颤抖的手写下：“1975﹒9﹒再阅”。

　　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徐中远，写过《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一书，讲述了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方法：古文今用法、辩证分析法、调查研究法、逆向思维法、对照对比法……

　　1964年春，全国人民渡过了3年经济困难时期，政治、经济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毛泽东在中南海和专列上再次阅读《史记》和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后，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综观古今成败，历览先贤得失，以诗为论，一咏三叹，写了词《贺新郎﹒读史》，他把感情凝聚于读史中：“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毛泽东读史论史，写诗赋词，皆为当行里手。他眼界开阔，见解精辟。《贺新郎﹒读史》一词，纵横千年，挥洒评论，堪称词家咏史之绝唱。

　　毛泽东在专列上也读中外名著，一部《红楼梦》他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他曾对专列工作人员说：“《红楼梦》要读，多读几遍，当作历史书来读”。

1952年的一天，卫士张木奇随毛泽东专列去山东、河南，看黄河、观孔庙。有天深夜一点多钟了，毛泽东躺在床上休息时，阅读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湖南益阳作家周立波著)。卫士张木奇端来一碗面条。“主席，趁热快吃吧”。毛泽东坐起身，把筷子插在碗里一动也不动，仍在静心地看书。在卫士再三催促下，他才吃面条，但眼睛没离开书本，真是聚精会神，废寝忘食。毛泽东在专列上的读书精神，在我党历史上开了一代学习新风，成为我党干部的学刁典范。

　　1959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回到专列上后，他叫叶子龙搬来了《明史》，专心阅读《海瑞传》。阅读中他对卫士长李银桥说：“海瑞是个人物呢，在封建社会里，他的官不算很大，也只是个专员或地委书记吧，但他有一身刚直之气，敢骂嘉靖皇帝，是要有些胆量的”。

　　毛泽东嗜书成癖，并不像那些冬烘先生读死书，或卖弄自已的博学。他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古今中外各类书籍，在每本书上都有圈点、眉批，“不动笔墨不看书”是他的格言。他在专列上争分夺秒地读书，其目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切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毛泽东对历史史实如数家珍，对历史人物评点精当。他力排众议，重新评价秦始皇功过;为曹操翻案;赞颂刘邦、赵充国……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历史学家。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这个新的表述和新的评价，更客观、更准确、更全面。毛泽东之所以成为“开拓者”、“民族英雄”，与他一生勤奋读书、勇于实践分不开的。

在专列上毛泽东慈祥如父关爱有加

　　毛泽东乘坐专列次数多、时间长，同专运列车乘务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把专列视为自己的“另一个家”，把专列工作人员称做“我的队伍”。他多次亲切的说：“咱们都是自家人”。在这个神秘的“大家庭里”，充满爱心和温情，流传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曾关心地问身边的专列乘务员，“你们家分了多少亩田地？有没有分到地主家的房子和农具?”解放初期，毛泽东多次要求列车乘务员，“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马列主义；学点历史，学些科学知识”。“文革”中有次专列巡视途中，列车乘务员办了一期促进团结的学习班。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个学习班办得好，应该办，你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团结，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今后要多学习，要多想大事”。　　

　　尽管毛泽东国事繁忙，但他对专列乘务员仍关怀备至。一天，专列乘务员姚淑贤，因临时接到出乘任务，便取消了与男朋友的约会，却没有及时通知恋人。毛泽东知道后说：“这样会出问题的”。于是特意为姚淑贤写了一首诗：“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踌躇(踟躇) ”。一位日理万机的党和国家领袖，对专列乘务员如此体贴入微，感人肺腑。

　　山东济南人常佑芝，在毛泽东专列上工作了多年。曾和专列姐妹们一起，同毛泽东合过影，她记得很多故事。一次，专列值乘途中，常佑芝眼睛得了霰粒肿。专列到达郑州后，毛泽东派人并安排小车，叮嘱列车长：“送小常去医院治眼病”。常佑芝到郑州铁路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一只眼睛捂上了纱布。回到专列上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开玩笑说：“哎哟，小常成了独眼龙”!党和国家伟大领袖，无微不至地关心一个服务员，确实让常佑芝感动了一辈子。

　　据谢静宜回忆： 1965年，专列到江西后停在铁路支线上。次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当地领导同志到专列上开会、谈话。铁路支线旁有条长水沟，沟里有小鱼游动。摄影师、警卫员等工作人员，脱掉鞋袜，转起裤脚，下水沟摸了大半桶小鲤鱼。大家很高兴：“辣椒炒小鱼，给主席改善生活”。毛泽东知道后问：“鱼还活着没有？”他知道鱼还是活的便说：“谢谢同志们哦，我不吃江西鱼，快把鱼放回水沟，那是江西人民的水沟啊!”在毛泽东的一再坚持下，大伙只好把鱼全部放回了水沟里。由此可见，毛泽东仍然牢记并遵守红军时代，他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与群众争利那些条款。

　　曾经多次担任过毛泽东专列牵引任务的退休老司机潘振龙、廖采连、柳瑞琪、陈树铭(长沙铁路机务段)，在回忆文中说：1961年，毛泽东乘专列到长沙，列车停在大托铺机场专用线上。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检修、擦拭机车。毛主席神采奕奕地走过来，笑容满面地说：“你们辛苦了!”接着，毛主席伸出右手，同我们一个个握手。“主席您好!”我们双手沾满油泥，弄脏了主席的手不好意思，主席却不在意。一股温流暖了我们全身，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

　　专列乘务员们都清楚的记得:每次随毛泽东专列巡视祖国各地，逢年过节时，他老人家总是想到列车乘务员。庆祝“三﹒八”妇女节时，他老人家掏自已的稿费，设宴请专列全体女同志一大桌吃饭﹔欢庆“五﹒一”劳动节时，他邀请乘务员一起观看文艺演出，并高兴的称赞乘务员自编自演的小节目。过春节时，他派人把糖果送到各节车厢……

　　有次，非洲外宾赠送毛泽东一批芒果。毛泽东送给了专列乘务员们吃﹔那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安排乘务员们上井冈山参观学习﹔他常到专列乘务员宿营车厢，问大家休息得好不好﹔他多次了解乘务员们的伙食情况，还亲口尝过乘务员的饭菜﹔他关心乘务员的家庭，“孩子多大了? ”“父母健康如何?”他多次和乘务员合影留念，有次合影时，工作人员给毛主席搬来一张藤椅，毛主席拿开后，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同全体乘务员合影留念……

毛泽东同专运列车工作人员合影

　　毛泽东已离开我们42年了，但他那慈祥的面容，和蔼的态度，依然深深留在专列乘务员们心中。

在专列上，毛泽东镇定自如遇险不惊

　　解放初期，首都北京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全国各地都潜藏了大批敌特分子，毛泽东专列存在危险隐患。

　　1949年11月12日，斯大林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访苏。那年的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中央决定由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祝寿。

　　12月初，毛泽东专列出发之前，发现一部潜伏的国民党电台露头活动。公安部长罗瑞卿采取果断措施，将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挖了出来。12月6日21时，一趟编号为“9002”次列车从北京西直门车站出发。列车到达天津站时，接到报告：“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不久，又在天津杨村大桥桥墩上发现了炸药包，当地护路人员及时排除。专列到达山海关时，台湾“保密局”东北地下“技术纵队”人员也到了那里。蒋介石当即下令：“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毛泽东和他的专列”。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立即挑选了高级间谍张大平，作为保密局特派员，用专机将其空投至哈尔滨市双城林场，与东北地下“技术纵队”接头，针对毛泽东专列拟定了“abc”3套作战方案。要求“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这份密电被我公安部电讯组截获破译后，罗瑞卿电令东北各地公安局，对所管辖区铁路的重要部位火速布控，来了个“一网打尽”，一举粉碎了台湾保密局东北地下“技术纵队”的阴谋。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结束了对苏联的这次访问，于莫斯科时间晚上10点30分启程回国。国内外的敌人，仍不肯放过这次“机会”。2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敌特分子组织人扒开了长春市郊外的数里铁路干线，妄图制造列车颠覆。长春市公安部门及时发现，立即组织人员将线路修复。3月4日20时，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首都北京。至此，历时89天，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完成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访问。

　　时间如水，日月如梭，一晃20年过去了。

　　据汪东兴回忆：1971年8月15日13时，已78岁高龄的毛泽东，又乘专列南巡了。16日到武汉；28日到长沙； 31日到南昌。半个月内，毛泽东在专列上或在住所内，先后分别找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冶区负责人韦国情;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等谈话。沿途的历次谈话一再强调：我们这个党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10次，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9月3日，毛泽东专列到达杭州。下专列之前，毛泽东同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

毛泽东此次乘专列南巡期间，叶群，林立果一伙千方百计刺探毛泽东行踪和沿途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泽东在长沙谈话内容传达后，立即密报给了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违背毛泽东的叮嘱，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北京就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密报给了在北戴河的叶群、林立果等人，感到自己暴露无遗，认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决定铤而走险，对乘专列旅途中的毛泽东，策划采取8项谋害行动，进而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为此，他们笼络了大量的人，作出了上、中、下三手准备:按照《“571工程”纪要》，上策是发动军事政变；中策是以广州为中心搞南北割据；下策是到国外去。

叶群、林立果从安插在毛泽东身边的眼线得知，9月10日晚上毛泽东专列将停靠上海顾家花园车站。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

久经风雨，胸有成竹的毛泽东，这次乘专列南巡，从北京到杭州，同沿途负责人谈话中，进一步了解到了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又得到新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来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原计划，专列从上海转移到了绍兴，林立果一伙在上海动手的阴谋未成。9月10日下午，专列再从绍兴返回杭州。当晚，中央警卫团加强了警戒，毛泽东住在专列上。9月11日毛泽东专列提前离开上海，经南京、济南、天津，9月12日中午安全抵达北京。林立果指挥“联合舰队”采取多种方案谋害毛泽东的计划一一落空。9月13日零点左右，叶群、林立果强携林彪等人登上256号三叉戟，在没有导航、没有灯光，一片漆黑中起飞。当晚凌晨3点，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机上8男1女全部死亡。史称1971年“9﹒13”事件。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去安源、在长沙、到岳州了解铁路工人情况、组织铁路工人运动，声援郑州铁路 “二﹒七大罢工”；解放后规划铁路建设，对铁路工作有过数次讲话和多次题词；先后72次乘坐专运列车…… 他同中国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毛泽东在专运列车上留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表现了人民领袖的胸怀、情操、气度和风貌。这些都是中国铁路独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铁路人永远铭记与珍藏。

光阴似箭。笔者1968年进铁路，到2019年正好是50年整。50年来，先在长沙铁路分局、广州铁路局做过宣干、秘书10年；后调北京《人民铁道》报当记者、首席记者18年，叶落归根回长沙后，任湖南省铁路护路联防办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多年。退休后返聘为《中国铁路文艺》特约编辑、《常德名人》杂志副主编，年到古稀的我仍笔耕不止，为《铁道护路联防》、《老铁路》《广州铁道》、《广铁老年》多家报刊写稿。最近用20天时间，怀着深厚的感情和严谨的态度，撰写了《“流动的中南海”传奇》一文，个人灵魂得到一次洗礼。愿同读者们一起，通过毛泽东专列的回顾，以表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深情怀念。

伟人远行，精神永存。

注：经过多年收集资料，主要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录，写成此文。

长篇连载

长篇小说《传世古》连载6

王雄

我们家族有一个冷僻的姓氏：祥符。

祥符家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我高祖父开始。那是我从襄阳图书馆一本孤本藏书《祥符泉话》上发现的。古时，泉与钱通用。古泉，方孔圆钱也。它象征城市中的一口井，涌出的是泉水和财富。外圆是城环，方孔是口井。

《祥符泉话》是高祖父告老还乡后开始记写的，所记述的全都是玩泉心得与体会，并一代一代持之以恒地续写下来。字迹不一，但清一色的蝇头小楷。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本手抄书里，与泉话里的文字一同跳动，一同流血，一同哭泣，一同欢笑。

高祖父还乡等于将自己闲居起来。

这时高祖父已将玩古的痴情完全定位于古钱上。高祖父除收藏品味古钱之外，就是教我曾祖父读古诗。岁月风霜给年过半百的高祖父整个轮廓镶上了一圈灿烂的银边。在小镇的里里外外，儒雅豁达的高祖父无论出现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一道风景，一种至清至静至纯至净的、令人仰望的风景。

高祖父做过考证，自古玩钱的人都是男子，出生地大都在有王府的镇以上城市，祖上不是文官废员、谪宦，就是民间饱学之士。他以为，玩古钱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是一种人生的品位，一种精神的归属。

高祖父还时时告诫曾祖父：“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理，无以立。学而优则仕，要想将来能出人头地，学问是第一的。”

曾祖父在家排行老四，曾祖父是高祖父四十四岁时得到的老幺。这年，高祖父当上朝廷督学，可谓双喜临门。高祖父二十岁成婚，二十二岁当父亲，而后一年一个，二十四岁时，已得三子。高祖父让高祖母歇息了二十年，才让我曾祖父问世。

大曾祖伯十八岁成家立业，钟情于宋瓷，在小镇上开了一家古瓷店。二曾祖伯是开木器店的，他店里的车木手艺在杭州城数一数二。只是三曾祖伯经商多一些波折，他开过当铺，做过杂货生意，一直是亏着。那年，三曾祖伯在我高祖母的鼓动下，找到南京，让我高祖父给他谋个职位。高祖父脸一黑，没答应。高祖父让三曾祖伯去杭州城外的灵隐山跟着蚕农养了两年蚕。三曾祖伯回到祥符镇后便开起了丝绸店，生意竟然一下就顺畅起来。这年三曾祖伯刚好三十岁。

高祖父回到祥符镇时，我的三个曾祖伯已将家业支撑得富足不已。高祖父以当家人的身份第一次认真地巡视了自家已经拥有的小镇半条街的房产，以及古瓷店、丝绸店、木器店等，还有镇外的大片田亩。这时，八十高龄的远曾祖母还健在，我们祥符家族正处于“人丁兴旺、四世同堂”的鼎盛时期。这个大家庭拥有家庭成员二十八人，伙计帮工十余人，女佣九人，房屋六十八间，可见之气派和威风。

这多年，高祖父一直在外忙着公务，根本无心家事。高祖父回乡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至少在我三个曾祖伯的心里是这样认为。高祖父的那两船几乎用光了全部积蓄换回的破烂玩物，是高祖母让下人搬上岸的。

高祖母问高祖父：“这就是你的宝贝疙瘩？”

高祖父“嘿嘿”一笑。

高祖父仍然享受着家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棵祥符家族饱经风霜的精神大树，从江苏官场移植回浙江小镇，其过程中难免有些伤筋动骨，可是在耷拉了几天后，故乡的阳光雨露和飘香的桂树又很快让他高昂地抬起了头。

高祖父仕途上的败落并没影响他对故乡的感情。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细心地品味故乡田园的野趣和小镇亲人的关爱。高祖父对小镇的小桥流水、朝霞夕阳赞不绝口。他时常用浓浓的吴越乡音，喃喃而言：“这里美着呢。”

高祖父穿着他喜爱的黑色长褂，满心欢愉地注视着小镇露水湿润的早晨和温馨如梦的黄昏，尽管是炊烟袅袅，可也比南京城的官场明净得多。高祖父心情闲时，就进城去看看。说是看看，其实就是去忘忧楼喝茶或灵隐寺听经。位于钱王祠旁的忘忧茶楼，不大不小，楼下手谈，楼上口谈；楼下玩钱评鸟，楼上听戏说书。高祖父在这里一泡就是半天。

还家后的高祖父诚心皈依佛门，他在家里立了佛堂，每天一早一晚叩拜神灵，正儿八经跪在地上磕一百个头。几个月下来，他身子骨强壮了，脸色也红润了。他对我高祖奶奶说：“老天爷恩赐我一身好筋骨，我可要多活几年呢。”

我一直以为我们祥符家族代代相传的《祥符泉话》是高祖父在这个最闲淡的时光里萌发出的写作灵感。我曾多次猜想高祖父在记述《祥符泉话》时的全神贯注：夕阳西下日沉天灰之时，高祖父一撩衣衫，踱步桌前，悠悠地磨几圈墨，翻开本子，注视着轻薄的宣纸，稍作沉吟，便游龙走蛇般写下他心中的辉煌。高祖父用羊毫写下年月日，天气阴晴，日月圆缺。他并不是什么都记，白纸黑字，一丝不苟，记下的是古钱的遥远和玩钱的收获与心得。高祖父喜欢吃盐豆，就是那种拌盐炒的黄豆或豌豆。他右手握笔，左手则不停地往嘴里扔盐豆，咯嘣咯嘣地咬。

有趣的是，高祖父竟然大胆地设想我们祥符家族的远祖也应该是一位古钱家，至少是一位古钱爱好者。于是在《祥符泉话》中，高祖父对祥符远祖的玩钱经历进行了一系列的排列与组合。对此，究竟有多少可信度，不好估算，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即为我运用小说追思我们祥符家族的脉络提供了思考线索和创作空间。

高祖父写累了，离开书榻，可手里仍然擎着一本旧书，夏天穿一身素白的散腿裤褂，摇着大蒲扇，坐在树荫下纳凉；冬天就躺在正屋南炕的一张羊毡上，身边放一张小炕桌，桌上摆一套细瓷茶碗，小脚高祖母就守着一个火盆给他用铜壶炖茶。

雨后的小花园里，一轮弯月时隐时现，清新的微风时有时无，盛开的月季馥郁的芬芳乍近乍远。高祖母搀着高祖父，沿着鹅卵石铺就的甬道缓缓而行，话音宛若轻叹：“老爷，日子挺肃静呢。”

高祖父拙面含笑，略略颔首，走到一丛月季花前，停了下来。高祖母探手一枝眼前的花，看着高祖父摇了摇头，抽回手，偎靠在高祖父身边，端详着熠熠月色下开放的鲜花，一片片鲜艳的花瓣上，挂着点点美人泪珠似的水滴，轻风忽起，花茎摇曳，莹泽的水珠便泫然滚落。

高祖父一声叹息，又往前走去。

日子一天又一天，平平常常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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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奋生